佛教与中国雕刻

中国雕刻，在未受佛教艺术影响以前，已经有长期的历史，在殷周时代，就以民族独创的风格，达到很高的成就。殷墟发掘出来的白色大理石鸟兽雕刻，通体有花纹图案，匀称典丽在世界史前艺术中，独具特色。到周代，仍继承着殷代的艺术，不断发展。周代的玉雕，非常精美，如浚县古墓出土和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遗物，除雕玉的本身，有很高的艺术技巧外，还使用黄金和绿松石（西名土尔其玉）的镶嵌艺术，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，展放异彩，得到很高的赞美。不过谈以前的雕刻现在发现的，大率都是小型雕刻，无巨大的作品。到汉代才有大型雕刻发现。

西汉时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象，以及猪、牛等石刻，作风雄伟朴质，代表着前汉时代帝国威力的强大。到后汉时，近似绘画的浅浮雕非常盛行，普及于山东、河南南阳、四川等地。如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的绘象，可为这一类的代表，但多是平面的，立体圆雕却不多见。仅有嘉祥武氏祠的狮子，雅安高颐阙的翼兽等少数而已。到汉以后，南北朝时代，受了佛教的影响，给中国的雕则艺术，一种非常有力的新的刺激，中国的雕刻，逐渐转入一个新的阶段。

首先我们从石窟的雕塑艺术说起:凿窟造象，是印度各宗教共有的习俗。如婆罗门教、佛教、耆那教、印度教等，都有此种建造的遗物。阿旃陀和爱楼拉是其有名的洞窟。自佛教东渐，此种艺术，也随之东来。在佛教东来的通路上，经过新疆维族自治区时，遗留有古代龟兹、高昌等洞窟的造象，经过甘肃河西走廊时，遗留有敦煌千佛洞、安西榆林窟、永靖炳灵寺、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造象；再东进而有山西大同云冈、河南洛阳龙门、山西太原天龙山、河北磁州响堂山、河南巩县石窟寺、山东云门山、辽宁义县万佛堂等大小石窟造象蔚为盛覌。在江南的有栖霞山石窟造象，在四川的有广元窟、大足石窟，以及巴中，通江等地石窟造象，分布旣广，数目亦多，不能尽举。从北魏到隋唐时期，中国的雕塑艺术，在佛教方面，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程，以上所记的各石窟，大率是这一时期所留下的成绩。其他全国各庙宇中的金铜、石刻、水雕、夹纻干漆造象，还不计其数。佛教对于中国的雕塑艺术，无疑的起了很大的影响。

当佛教初来中国时，佛象就曾同时迎来:晋袁宏后汉记说:初明帝梦见金人，长大顶有日月光，以问群臣，或曰:西方有神，其名曰佛，陛下所梦，得无是乎。于是遣使天竺，问其道术，而图其形象焉。后汉书所记，大致与此相同。又佛祖统纪中也有这样的记载，并说:“蔡愔等于中天竺大月氏国遇迦叶摩腾、竺法兰，得佛象、梵本经六十万言，载以白马，达洛阳。”蔡愔于明帝永平初遣赴大月氏，至永平十一年（公元68年，一说永平九年），偕沙门迦叶摩腾，竺法兰东还洛阳，当时以白马驮经，及白毡裹释迦立象，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，建立白马寺，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，从这些记载上，可以知道当时的佛教经象是同时来中国的。中国的佛教雕刻，大槪就以之为最初的造象范本。

今传最早的佛象雕刻，有三国吴时的遗物，这是佛教在中国南部传播的结果。到南北朝时，中国南部与北部，佛教艺术，都发展得盛极一时。早期擅长佛象的艺术家，有东吴的曹不兴、东晋的顾恺之、梁代的张僧繇、北齐的曹仲达等人，到唐代有吴道子，很为有名。曹不兴善作佛画，据说三国时代有天竺的僧人康僧会，到吴国传播佛教，得到孙权的信仰，为立建初寺于建业，吴兴人曹不兴受康僧会带来的佛画影响，遂为中国佛画家早期有名的一人，康僧会是康国人，即中亚细亚的撒马尔干人，可见中国的佛画一开始是从西域传来的样本学习的，画象是如此，雕象的开始情况，大槪也是如此。这其间中国的艺术家们，经过长期的精心研究，逐渐创立了自己的式样，张僧繇和曹仲达就创立了张家样与曹家样，有各自的特殊风格。

中国早期的佛教雕塑，从北魏时代，遗存有不少宝贵的作品，在敦煌云冈炳灵寺等处的现存造象上，可以看出它的艺术风格的演进。在初期，我们从事造象的艺人们，大槪直接从印度传来的图象取法，例如云冈的石佛洞，现存四十余洞，把它区分为东中西三部分，其中东部三洞，中部十洞，西部九洞，比较重要。西部的所谓昙曜五洞，即编号第十六至二十的各洞。佛象很大，庄严巍峨，高达数丈，在东方佛教造象中，这是无可伦比的奇迹。造象的作风，与印度犍陀罗艺术及其后的笈多艺术，均有相似之点，又均不全似，这是印度艺术传入我国，有了新的融和之故，壁上的贤劫小佛，面容多作犍陀罗式。中部第一第二两洞壁上，象一条连环画的带子，刻有佛传故事九图，接承犍陀罗的作风，为西部各洞所无。第三为六美人洞，前壁上层六美人，坐帏幕中，婉丽肥硕，也是犍陀罗式的姿态。中部藻井上的飞天，肥短如小儿，在印度鹿野苑笈多时代的雕象，佛背光上有肥而短的飞天，正与此相似，可以说两者的艺术作风，有其共同之点。云冈西部各小洞的晚期作品，飞天削肩瘦长，衣带飘逸，与前者绝不相类。这正是中国艺术史上所说的“瘦骨清象”在北魏的晚期，佛教雕刻艺术已经逐渐“中国化”了。